提要

20 世纪20 年代开创中国电影理论的一代文化人，在透彻地把握了西方电影思潮和文化传承资源的同时，共同埋头做扎实的电影理论奠基工作，在《影戏学》、《影戏剧本作法》、《昌明电影函授学校讲义》、《中国影戏大观》、《中华影业年鉴》、《电影艺术》及《影戏杂志》等最初的史论著作和专门的理论刊物中，从电影专业语汇、默片艺术本体、电影史论的学术研究各个方位构筑起现代的电影理论的规范系统，从而为中国电影理论建设的百年大业打下了稳固的基础，显示出电影文化创业期的沉稳成熟的理论品格。

作者

陈 山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电影作为一种艺术与产业形式是中国非自生的“西洋镜”。与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史哲等学术门类相比，中国的电影理论更是平地起步，几乎毫无传统的文化资源可直接转化利用。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漫长而曲折的历程中，常常由于种种政治社会与文化方面外力的猛烈冲击，造成一次次文化传承链环的断裂。中国电影人在传统与现代的裂缝中究竟扮演什么样的文化角色？对于外来艺术的理性思考如何有效地内化为中国人自身的现代思维方式？这既是一种智慧的考验，更是一种心志和襟怀的试金石。研究早期中国电影理论家最初的文化设计和理论蓝图，对于变革中的中国电影理论的文化取向，或许会有所启迪。

应该指出的是，20 世纪20 年代前后，正当中国电影理论的创建刚刚启动的时候，适逢西方电影史上默片时代的高峰期，电影的人文价值已为西方思想界、学术界、文化界所普遍认同，各个人文学科和其他艺术门类的文化精英们纷纷通过理论构建的方式，将电影纳入自身的理性思维领域。当时，作为西方电影理论四大支柱体系的本体论、形式论、认识论、方法论美学实际上都已经崭露头角，体系性的理论学说层出不穷，日新月异，令人炫目。

20 世纪20 年代前后的中国电影理论正处于搭建自身基础构架的筚路蓝缕的初创时期。

一开始就以鲜明的开放意识作为核心人文价值观念的中国现代都市的文化人，在缺乏文化传承资源的艰难探寻中，最初都曾努力通过现代媒体的资讯和业内外人士的文化交流来关注西方电影理论发展的每一步新的进程，并迅速做出了自己积极的理论回应。如早在1919 年8月发表于《申报· 自由谈》的署名“秋叶”的理论著作《影戏之结构谈》，其体系和“电影剧”的美学观都源自雨果· 明斯特尔贝格的专著《电影：一次心理学研究》，并在电影理论上提出“结构”的方法论概念，仅距俄国形式主义的诞生数年，其理论嗅觉之敏感，理论反应之迅速，体现了中国电影论坛虚心向西方电影理论学习的敬业精神和开放程度。在影评界，有人甚至明确提出过“国人对于泰西新学术”要“肯深致其心力”的理论诉求。1然而，就整个20 世纪20 年代来说，面对处于原始积累艰难创业的民族电影业，新生的中国电影理论界并没有忙于亦步亦趋地追赶西方电影理论发展的潮头，而是通过清醒地反省自身国情和历史使命，回过头来从头开始，扎扎实实地全面进行电影基础理论的建设。电影理论规范的构建，已成为20 世纪20 年代中国电影理论界共同的战略预设和理论风气，这就为中国电影理论的长远发展，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而这一时期涌现的活跃于平面媒体的相关有志之士则转化为我国最初的一批电影理论家。

电影专业语汇的创设

到了20 世纪20 年代，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空间和前景已为本民族的实业界所认同，步入了规模化生产的新格局。1921 年至1929 年我国共出品了约450 部左右的长故事片，这在亚洲是位居前列的。20 年代中国默片创作的繁荣，带来了电影爱好者的结社热。当时民间的电影社团，据笔者所见，有中国影戏研究社（1920 年）、晨社（1922 年）、爱美电影社（1924年-1926 年）、小小电影研究社（1925 年秋-1926 年底）、台湾映画研究会（1925 年5 月23 日）、明星电影研究社（1925 年，杭州）、中南电影研究会（1926 年）、志一电影研究社（1926 年）、星期影片研究社（1926 年）、海蜃电影研究社（1926 年）、爱华电影研究社（1926 年）、电影艺术研究会（1926 年）、中华影片戏剧研究社（1926 年）、昆仑电影学会（192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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