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田卉群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电影学博士。

“鸡，还是鸡蛋？是一个问题”

在电影产业化倾向已经无可置疑、不可逆转的今天，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变成了一块沉重的鸡肋，如同安哲罗普洛斯所描绘的那些古代文明的“死石”，要想举起它，让它穿越辉煌的历史到达今天，与观众相遇，大约得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勇武，和“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智慧才行。一不留神，现实主义风格就变成了泥潭，一个创作者小心翼翼要避开的“泥潭”：陷入一味苦难的真实细节中，却无力突围、无法赋予主人公以真实人性的还原、明确的价值观念和最高的精神本质。

观众，坐在漆黑的电影院里，关注梦想和奇观，“梦，是唯一的现实”——这是电影人无法逃避的现实；然而，电影史上，新现实主义电影创造过前所未有的辉煌，也是无法否认的历史。“梦想、奇观”，还是“现实”？这是一个问题，对于年轻一代的电影人，则是个关乎“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

更何况，这是“娱乐至死”的时代，想要现实主义吗？“推开窗户向外看就是了”，持这种观点的电影大师是希区柯克，而强烈赞同他这一观点的知名导演，就有把故事讲得登峰造极的李安。

自第五代导演初出茅庐以来，电影对文学形成了很强的依赖，电影萧条，归因于文学不景气的说法，一段时间也是甚嚣尘上。目前，文学界打起了反对“文学盒饭时代”的旗帜，大约是受了德国汉学家顾宾“中国当代文学是一堆垃圾”的刺激。这言辞激烈的评论认为，当下文学界流行的“底层写作”和“经验写作”，最初的动机固然是为了贴近生活、表现生活，然而，却逐渐转化成为一剂速成的“成功学配方”。“底层”逐渐跟矿难、打工仔打工妹、吸毒、摇滚、性交易画上了等号，甚至造成了这样的简单联想：“底层写作”就是现实主义。电影也没能摆脱这一剂“成功学配方”的诱惑，不可否认，拍摄底层生活、边缘人物的努力，离不开一定的人文关注。然而，当频繁出现在银幕上的“底层”和“边缘”逐渐被模式化和概念化之后，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底层”、“边缘”就转变成为“奇观”，转变成为与真实的现实关注和人文关怀所对立的内容了。

这一类以“底层”、“边缘”人物为主人公的影片有的甚至放弃了结构，呈现出简单堆砌素材的倾向：将主人公所面临的苦难以火车车厢的方式一截截地拼贴起来，而作为动力的火车头，就是无望和悲苦。力图贴近现实生活而进行的“底层拍摄”，反而使它的主人公丧失了从“底层”突围的希望和动力，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在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深厚的俄罗斯，被讽刺为“古老善良的现实主义”在上个世纪90年代又掀起了一轮新的大讨论，“新现实主义”这一老概念又被提及，然而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阐述，一派认为，新现实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不同的是，前者相信最高精神本质的存在；同时，却有一些年轻作者认为，只要以白描写法如实描绘肮脏的现实生活，就是新现实主义；“正统派”守护“崇高”的精神价值——东正教；“移变现实主义”呼吁在理性的自省中还原真实的人性，使文本展开成为一个整体的“多层次隐喻”。

从俄罗斯文学界的大讨论中我们可以注意到，以接近自然主义的白描手法如实描绘现实生活，甚至摒弃虚构，这一类似“纪录剧情片”的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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