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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崔卫平北京电影学院基础部教授。
一
比起广大看电影的人,做电影的人少之又少。尤其是从前,做电影的人基本都在一个系统内部,抬头不见低头见,不说彼此认识,至少十分面熟。这些人大抵都受过电影方面的专业训练,拥有比一般人多得多的专业知识,他们互相形成了一个小圈子,运用这个圈子中的行话,也传播着其中的各种佳话。因为当时计划经济的电影体制,他们衣食无忧,甚至比起旁人还要优越一些。这些人制作出来的影片首先是面对国家、向国家有所交代,其次才是面向观众。实际上此时的观众也在意识形态上融入了国家的大系统之内,于是形成一个可以称之为“内循环”的关系圈:自己人拍的电影给自己人看。
当时的电影批评(或评论)也处在这样一个内循环中。制作者的工作面对国家,而批评者的工作则是面对制作者。在这种情况下,批评实际上是依附于创作,是创作的附庸,而这种依附关系甚至达到了某种偏执的程度:一个批评家所要做的,就是找到导演的创作意图,导演对影片的理解就是理解影片的钥匙,导演对影片的阐述就是影片的最高阐释,而此时批评家本人并不具有一种理解文本的主动性和独立性。这种看法延续至今,越是在旧体制根深蒂固的地方,它越是牢固。
然而,随着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新的社会空间的拓展,这种状况悄然发生了改变。制作者不再仅仅生活在一个“熟人”的圈子中,而更多处在一个由“陌生人”构成的环境当中。那些所谓的“陌生人”,就是跟你“心思不一样”的人,这些人有自己的利益、要求、兴趣和思想,他们不再是从同一块布上扯下来的一小片,而成为完全独立的个体。他们从不同领域、行业走出来掏钱进入电影院,成为影片的消费者,此时的他们对于电影已经较少从前观众的那种仰视、崇拜的心情,而在简单的观看者到消费者的转变中,他们自然获得了更多消费者的权益,有了更多话语权和释放空间,从各行各业的专家变成了“七嘴八舌”的电影评论员。前几年,有观众在观看《英雄》的过程中声称自己睡着了,张艺谋对此不能接受,认为这“说明她不是对我们的电影没感情,是对整个电影事业本身都没有感情”。然而,“对电影事业没有感情”何错之有?人们因各自身份、职业、兴趣的不同,对之“没有感情”的事情还有许多,有人不热爱中国造船工业,有人不热爱中国汽车制造工业,还有人不热爱中国足球,而做电影的人们同样也有若干从来不曾热爱过的领域。这些并不是问题的重心,但也同时说明原先的“内循环”如今变成了“外循环”。
对于“外循环”,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一部依然是由“熟人”(小圈子)制作出来的电影,此时就像一个“孤儿”,落入一群“豺狼虎豹”般的观众手中。他们对于一部电影的热爱程度,完全视这部影片本身的情况而定,而不再出自任何天然的同盟。当影像呈现在他们面前时,影像创作过程以及其过程中的辛苦和不得已做出的某些妥协,对于他们来说都可以置之脑后,忽略不计,因为他们是掏钱来观看的。这是他们的冷漠吗?不,恰恰是他们的将心比心:试问一位电视机用户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客观”原因,而原谅制造商的产品图像不清晰、色彩不饱和或只能调出CCTV-1 而调不出BTV-4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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