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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与恐龙
塔斯玛· 格温- 波尔（Gerwin Boele Tamsma）第三届论坛高峰会演讲嘉宾，荷兰鹿特丹国际电影节亚洲区选片人。
鹿特丹国际电影节创始于1971年，第一年观众数量只有1700名，现在差不多每年有35 万，包括普通观众和专业观众，邀请的嘉宾大约是3000多名。尽管说我们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但鹿特丹国际电影节的核心理念一直都没变：展现具有创新性、有一定风险、通常是小制作的高质量电影。1985年，鹿特丹国际电影节第一个创造了联合制作的市场，我们叫做“电影市场”，并建立了用于支持电影人实现梦想的“HBF”基金，这一基金主要是给予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独立电影人，我们给予的支持可以在剧本阶段，也可以在后期阶段。而对于低于10 万欧元的特别小成本的制作，我们现在也有了一个专门针对数字创作的赠款。我想从西方的角度谈一下我们对目前数字电影时代和大片时代电影的看法。
大片把人的思维幼稚化，让文化变成了幼稚的文化，它破除了我们过去很多年养成的群体思考的习惯。乔治· 卢卡斯和斯皮尔伯格可能是最应该为大片的发明负责的，尽管他们是巧合或无意中发明了大片。大片综合症始于美国1972年的《教父》，到《星球大战》达到一个高潮。一旦美国的电影制作公司发现某种电影可以给他们带来以往许多不可能实现的巨大回报时，他们就会一再使用同样的技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多续集的原因。人们希望追逐毫无风险的、绝对是可以给他们带来巨大回报的电影。这些大片导致了具有创新性电影的拍摄被搁置。现在大片现象已经蔓延到了全世界，如果完全开放电影市场的话，可能会对本地的电影文化造成很大影响。很多地方由于大片的侵入，本地电影都非常萎缩，本地电影文化也遭到了很大破坏。但中国似乎是个例外，因为中国出现了很多中文大片，占据了很大的电影市场，甚至你如果到美国中西部的小地方影院，也可以看到中文大片在那里播出，我觉得这是中国大片对好莱坞的一次反击。这里面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这种大片的蔓延毫无疑问是不鼓励创造性思维的，这正是它最大的毛病。全世界的大片都是作为一种工业，由有钱人来经营、运作，他们不是坏人，但他们不是电影人，他们关心的只是钱。尽管如此，大片的市场做得好，音响、字幕、宣传、推广、发行都做得很好，其商业模式以及宣传手段等，也都是独立电影可以学习的。
西方对于中国现在一些边缘导演的电影还是有相当兴趣的，之所以他们一直处于电影节边缘，没有打入到西方艺术院线中。我觉得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制作的影片质量对于电影节来说是够用的，但要进入艺术院线，让那些不是那么专业的观众看，就会觉得它的音效、字幕、剪辑等做得都不够好。对发行商来说，他们也觉得这些电影没达到进入影院的质量而不愿意购买。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些导演的作品技术和制作质量还有待提高。现在西方国家独立制作公司进行的中小成本电影制作处于非常大的危险当中。从表面来看，独立电影业的基础设施似乎非常健康，很多国家除了一些放大片的电影院外，还有专门放映独立制作影片的影院，这些电影都是由本地的独立电影发行商从全世界购买。但实际上，整个独立电影业的资金链、产业链都存在非常大的问题，这些问题来自于互联网、盗版、复制和人口结构的变化等。如今独立电影的盈利模式已经没有办法很好地维持下去，即便是一些知名的电影大师要想为自己的电影项目找到资金也都非常困难。现在没有本地发行商会购买他们的影片进行国际发行，而欧洲的发行人也都知道，如果买这种影片肯定是要亏本的。实际上现在买票看电影的观众和以前并没有太大区别，但政府给的资金在下降，公共电视台和商业电视台也都不买这种独立电影了，他们更倾向于购买好莱坞电影。而过去10 年中，我们极大依赖的D V D 销售也在下降，只要是有一台电脑的人都可以去复制一部电影，一部电影就是
